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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秋雨

    五月的草原，還有點冷。

    在呼倫貝爾的一間屋子裡，我彎著腰，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間。他們來自草原深處，都是少數民族。我已經問過他們的年齡，在五歲到十三歲之間。

    把他們拉到我眼前的，是王紀言先生。他六歲之前也是在呼倫貝爾度過的。現在他是個大忙人，成天穿梭般地往來於世界各大都市之間，但是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要聽到一，二句有關草原的歌聲依稀飄過，他就會愴然停步，目光炯炯地四處搜尋。他說，有關童年的其他記憶全都模糊了，剩下的就是一些斷斷續續的歌聲。

    人人都有童年，每個童年都有歌聲。但是，大多數童年的歌聲過於微弱，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腳步擠碎。值得羡慕的是蒙古草原，只有它的歌總是舒展得那麼曠遠而浩蕩，能把所有遊子的一生都裹卷在裡邊。

    我有很多學生，來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，因此我有幸一次次獲得奇特的體驗。有一年冬天，這些學生和他們的朋友們彙集在北京，占滿了一家餐廳的每一張桌子，我坐在他們中間。才歡敘幾句，一個學生的喉頭不經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長調，刹那間，整個餐廳就變成了一個此起彼伏、回盪渦旋的交響樂隊，我左顧右盼，目不暇接，最後只得閉起眼睛，承蒙著一個巨大音箱的籠罩。這種籠罩與置身於一般的歌詠會中全然不同，因為籠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體的歌聲，而是一種憂鬱、低沉而又綿遠的氣壓。

    這樣的場合我後來又多次遇到。未必是學生，也未必有那麼多人，只要是與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們坐在一起，不必很久，歌聲總會慢慢響起。

    唱到最後，他們都會加一首歌，是由席慕容作詞、烏蘭托嘎作曲的《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》。我相信，這是席慕容女士寫那首短詩時沒有預料到的。她在詩中告訴人們，父母親即使把家庭帶到了天涯海角，也會把描摹家鄉作為教育孩子的第一課。結果，她只是在詩中輕輕地喊一句“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”，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動了。

    能夠讓一個成年人自稱“孩子”的可能是很難找到的，席慕容找到了，因此也讓一大批人找到了。

    今天，王紀言先生就是以“孩子”的身份回到呼倫貝爾，來尋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處的其他孩子的。他帶來了自己的女兒，女兒像席慕容女士一樣來尋找父親的童年。他們父女倆不必講很多話，這兒的朋友一聽就懂，幫著尋找。席慕容女士聞訊，也從臺北淡水的山坡上出發，七拐八彎地趕來了。

    誰都知道，這種尋找既屬於個人，又不屬於個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