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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秋雨
在古代漢語中，籟，最早是指一種竹製的樂器。天籟，則把自然當作樂器了，是指自然之聲。其實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在他們還沒有被阻塞、被蒙蔽、被扭曲的時候，最能感受自然生態，並且暢快地吐露出來。這樣的人，常常被稱為未失天籟、未失天真、未失天性之人。但是，這樣的人是越來越少了，大多只能從兒童中，從邊遠地區的荒漠間尋找。
這樣的人，說得好聽一點，是未受污染之人，說得難聽一點，是未受教化之人。但是，他們是那麼可愛，那麼純淨，那麼無拘無束，那麼合乎藝術本性，不能不使我們一次次回過頭來，對現代文明的所謂“教化”投去懷疑的目光。
現代文明當然也有很多好處，但顯然嚴重地吞噬了人們的自然天性。密集的教學、訓導、觀摩，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個個既成模式中去。自然天性一旦進入既成模式，很少有活著出來的。只有極少數人在臨近窒息之時找到一條小縫逃了出來，成了藝術上的稀世奇俠，或其他領域的神秘天才。當然，也可能在逃出來之後不知所措，終老於渾渾沌沌的自然狀態。但即使這樣，也活得真實，躲過了模式化的虛假。
因此，現代文明不能過於自負。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面前，再成熟的文明也只是匆忙的過場遊戲，而且總是包含著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。例如，大家都以為藝術是現代文明的訓練結果，但不妨靜夜自問，我們每個人在少年時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醜了，那又經受過什麼訓練？後來在美學課程上說得非常複雜的五官端正、身材勻稱等等“美學規則”，只是教師們對少年直覺的笨拙表述罷了。而且，何謂“端正”，何謂“勻稱”，還是無法從學術上論定，仍然要靠直覺。直覺來自何處？天性，天籟。
同樣，當我們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面對自然美景時發出驚喜光芒，也與後天的教育基本無關。甚至在我們成年後的寫作中，那些不知怎麼流瀉出來的可圈可點的句子，肯定也與前人或旁人文章關係不大。
清代學者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中說：“天籟不來，人力亦無如何。”如果來了，則“不著一字，自得風流。”可惜我們現在看到的，盡是人力，盡是文字，盡是雕琢，盡是理念。
大家還以為，這才是進步，這才是文化。
這真讓人著急。
我之所以兩度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邀請擔任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的“文化素質總講評”，就是想把這種著急之心系統地表達一下。因為每次長達四十天，天天全國直播，收視的觀眾上億。我已經不能不借助於這麼大的高臺，來呼喚天籟。
歌手都很年輕，絕大多數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，擁有大專學歷。但是，一旦讓他們談談自己，談談父母，談談家鄉，談談音樂，立即出現一種驚人的景象。多數人都不假思索，隨口吐出，用詞華麗，充滿了成語、形容詞和排比，卻又都嚴重雷同。他們誰也沒有意識到，他們說得多麼虛假和空洞。不管你怎麼追問，他們還給你的，是加倍的虛假和空洞。
我不能不對著電視鏡頭嚴峻地講評道：“你說了那麼多描述媽媽的話，但很抱歉，我覺得你對自己的媽媽還缺少感情。因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媽媽的話幾乎完全重複，而世界上並不存在完全重複的媽媽。因此，你口中的媽媽是一個假媽媽。一個明明有親媽媽的兒子，當著全國的電視觀眾的面描述一個假媽媽，我難以原諒。
我又對另一位歌手說：“我覺得你應該再慎重考慮一下要不要繼續唱歌，因為我問了你三遍最早學歌的原因，你講的都是宏大辭彙，什麼人民的審美導向、時代的文化趨勢，卻與你的個人興趣無關。無關個人興趣，可以從事別的職業，卻不能是藝術。”
我還一次次要求他們，能不能把他們掛在嘴上的那些句子，像“受眾心理的放飛和定格”、“第三維度的亞正常感覺”等等說說明白，換成正常人的語言。
當然，我沒有讓這些歌手在文化素質的考評中及格。但我反覆說明，這主要不是針對他們個人，我是在為一種越來越得意、越來越普及的“偽文化”打分，他們只是受害者。
受害者很多，從學校到官場都未能倖免，就像一場大規模的傳染病。文化的傳染病比醫學上的傳染病更麻煩，因為它有堂皇的外表、充足的理由、合法的傳播，而且又會讓每一個得病者都神采飛揚、炯炯有神。對於這樣的疫情我已無能為力，只能站在一個能讓很多人聽得到、看得見的高臺上呼喊幾句：這是病。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贊成我參加這樣通俗的電視活動，發表文章說讓一個資深學者出來評年輕人的文化素質是“殺雞用牛刀”，可見他們都不在意疫情的嚴重和緊迫，因此也無法體會我急於尋找高臺的苦心。
捷克前總統哈威爾說，只有得過重病的人才知道什麼是健康，同樣，只有見到過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麼是疾病。真是天助我也，正當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，一些來自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歌手來到了我的高臺邊。他們從服飾、語言到歌聲都是“原生態”，從家鄉走到縣城都要花幾天時間，卻長途跋涉地來到了北京。他們顯然沒有受過什麼訓練，但一開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勾住了。熱鬧的賽場裡立即出現了遠山叢林間的夜風豪雨，以及一切生命的質樸起點。
每支歌唱完，是我與歌手對話的時間，全國電視觀眾都在傾聽。
你看這位少數民族女青年，二十來歲，漢語還說得相當生硬，我就簡單問了她一個小問題：“這首歌，是從媽媽那裡學來的嗎？”
“我媽媽不唱歌。”她遲疑了一下又說：“但她最會唱歌…”
“這是怎麼回事？”我好奇地問。
“我爸爸原是村子裡最好的歌手，他用歌聲引來了另一個村子的最好歌手，那就是我媽媽。但是，在我出生不久，爸爸就去世了，媽媽從此就不再唱歌。”
幾句結結巴巴的話，立即使我警覺，此刻正在面對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生故事。
她還在說下去：“前些天初賽，媽媽在電視中看到了，我剛回家，她就抱住了我。這時，我聽到頭邊傳來一種低低的歌聲。這是爸爸去世那麼多年後她第一次開口，真是唱得好。”
兩位歌王的天作之合，二十年的封喉祭奠，最後終於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…我還沒有來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，抬頭看見這位歌手正等著我的講評和打分。我說：“請代我問候你的媽媽——這位高貴的妻子，高貴的母親！”
現場的掌聲如山洪暴發，我看到很多擔任評委的著名音樂家在擦淚。我輕輕地加了兩個字：“滿分。”
本來我還想通過電視問候那個村子裡的鄉親。整整二十年，這些鄉親知道他們的女歌王為什麼封喉，因此你一句、我一句地教會了他的女兒。但是，我要表達這種問候需要用不少語言，而當時比賽現場的濃郁氣氛已容不得語言。後來才知道，當時幾乎整個中國都被這個樸實的故事感動了。
我想，這下，那些用空洞重複的套話來敍述自己父、母親的歌手，該知道我為什麼不讓他們及格了。
此刻，我在呼倫貝爾草原又想起了祖國西南地區的那個村莊。兩個地方隔得很遠，但它們的歌聲卻能互相聽到，因為它們屬於同一種美學範疇。其實，這也是人類學範疇。
從眼前的十歲左右的小孩子，到中央電視臺比賽現場的那位二十歲左右的女青年，到她的母親和鄉親，再到在評委席裡擦淚的著名音樂家們，這一連串面容，在我腦海中連成了一條線。這條線，就叫“人類深層藝術史”。
在古代漢語中，籟，最早是指一種竹製的樂器。天籟，則把自然當作樂器了，是指自然之聲。其實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在他們還沒有被阻塞、被蒙蔽、被扭曲的時候，最能感受自然生態，並且暢快地吐露出來。這樣的人，常常被稱為未失天籟、未失天真、未失天性之人。但是，這樣的人是越來越少了，大多只能從兒童中，從邊遠地區的荒漠間尋找。
這樣的人，說得好聽一點，是未受污染之人，說得難聽一點，是未受教化之人。但是，他們是那麼可愛，那麼純淨，那麼無拘無束，那麼合乎藝術本性，不能不使我們一次次回過頭來，對現代文明的所謂“教化”投去懷疑的目光。
現代文明當然也有很多好處，但顯然嚴重地吞噬了人們的自然天性。密集的教學、訓導、觀摩，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個個既成模式中去。自然天性一旦進入既成模式，很少有活著出來的。只有極少數人在臨近窒息之時找到一條小縫逃了出來，成了藝術上的稀世奇俠，或其他領域的神秘天才。當然，也可能在逃出來之後不知所措，終老於渾渾沌沌的自然狀態。但即使這樣，也活得真實，躲過了模式化的虛假。
因此，現代文明不能過於自負。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面前，再成熟的文明也只是匆忙的過場遊戲，而且總是包含著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。例如，大家都以為藝術是現代文明的訓練結果，但不妨靜夜自問，我們每個人在少年時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醜了，那又經受過什麼訓練？後來在美學課程上說得非常複雜的五官端正、身材勻稱等等“美學規則”，只是教師們對少年直覺的笨拙表述罷了。而且，何謂“端正”，何謂“勻稱”，還是無法從學術上論定，仍然要靠直覺。直覺來自何處？天性，天籟。
同樣，當我們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面對自然美景時發出驚喜光芒，也與後天的教育基本無關。甚至在我們成年後的寫作中，那些不知怎麼流瀉出來的可圈可點的句子，肯定也與前人或旁人文章關係不大。
清代學者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中說：“天籟不來，人力亦無如何。”如果來了，則“不著一字，自得風流。”可惜我們現在看到的，盡是人力，盡是文字，盡是雕琢，盡是理念。
大家還以為，這才是進步，這才是文化。
這真讓人著急。
我之所以兩度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邀請擔任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的“文化素質總講評”，就是想把這種著急之心系統地表達一下。因為每次長達四十天，天天全國直播，收視的觀眾上億。我已經不能不借助於這麼大的高臺，來呼喚天籟。
歌手都很年輕，絕大多數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，擁有大專學歷。但是，一旦讓他們談談自己，談談父母，談談家鄉，談談音樂，立即出現一種驚人的景象。多數人都不假思索，隨口吐出，用詞華麗，充滿了成語、形容詞和排比，卻又都嚴重雷同。他們誰也沒有意識到，他們說得多麼虛假和空洞。不管你怎麼追問，他們還給你的，是加倍的虛假和空洞。
我不能不對著電視鏡頭嚴峻地講評道：“你說了那麼多描述媽媽的話，但很抱歉，我覺得你對自己的媽媽還缺少感情。因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媽媽的話幾乎完全重複，而世界上並不存在完全重複的媽媽。因此，你口中的媽媽是一個假媽媽。一個明明有親媽媽的兒子，當著全國的電視觀眾的面描述一個假媽媽，我難以原諒。
我又對另一位歌手說：“我覺得你應該再慎重考慮一下要不要繼續唱歌，因為我問了你三遍最早學歌的原因，你講的都是宏大辭彙，什麼人民的審美導向、時代的文化趨勢，卻與你的個人興趣無關。無關個人興趣，可以從事別的職業，卻不能是藝術。”
我還一次次要求他們，能不能把他們掛在嘴上的那些句子，像“受眾心理的放飛和定格”、“第三維度的亞正常感覺”等等說說明白，換成正常人的語言。
當然，我沒有讓這些歌手在文化素質的考評中及格。但我反覆說明，這主要不是針對他們個人，我是在為一種越來越得意、越來越普及的“偽文化”打分，他們只是受害者。
受害者很多，從學校到官場都未能倖免，就像一場大規模的傳染病。文化的傳染病比醫學上的傳染病更麻煩，因為它有堂皇的外表、充足的理由、合法的傳播，而且又會讓每一個得病者都神采飛揚、炯炯有神。對於這樣的疫情我已無能為力，只能站在一個能讓很多人聽得到、看得見的高臺上呼喊幾句：這是病。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贊成我參加這樣通俗的電視活動，發表文章說讓一個資深學者出來評年輕人的文化素質是“殺雞用牛刀”，可見他們都不在意疫情的嚴重和緊迫，因此也無法體會我急於尋找高臺的苦心。
捷克前總統哈威爾說，只有得過重病的人才知道什麼是健康，同樣，只有見到過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麼是疾病。真是天助我也，正當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，一些來自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歌手來到了我的高臺邊。他們從服飾、語言到歌聲都是“原生態”，從家鄉走到縣城都要花幾天時間，卻長途跋涉地來到了北京。他們顯然沒有受過什麼訓練，但一開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勾住了。熱鬧的賽場裡立即出現了遠山叢林間的夜風豪雨，以及一切生命的質樸起點。
每支歌唱完，是我與歌手對話的時間，全國電視觀眾都在傾聽。
你看這位少數民族女青年，二十來歲，漢語還說得相當生硬，我就簡單問了她一個小問題：“這首歌，是從媽媽那裡學來的嗎？”
“我媽媽不唱歌。”她遲疑了一下又說：“但她最會唱歌…”
“這是怎麼回事？”我好奇地問。
“我爸爸原是村子裡最好的歌手，他用歌聲引來了另一個村子的最好歌手，那就是我媽媽。但是，在我出生不久，爸爸就去世了，媽媽從此就不再唱歌。”
幾句結結巴巴的話，立即使我警覺，此刻正在面對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生故事。
她還在說下去：“前些天初賽，媽媽在電視中看到了，我剛回家，她就抱住了我。這時，我聽到頭邊傳來一種低低的歌聲。這是爸爸去世那麼多年後她第一次開口，真是唱得好。”
兩位歌王的天作之合，二十年的封喉祭奠，最後終於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…我還沒有來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，抬頭看見這位歌手正等著我的講評和打分。我說：“請代我問候你的媽媽——這位高貴的妻子，高貴的母親！”
現場的掌聲如山洪暴發，我看到很多擔任評委的著名音樂家在擦淚。我輕輕地加了兩個字：“滿分。”
本來我還想通過電視問候那個村子裡的鄉親。整整二十年，這些鄉親知道他們的女歌王為什麼封喉，因此你一句、我一句地教會了他的女兒。但是，我要表達這種問候需要用不少語言，而當時比賽現場的濃郁氣氛已容不得語言。後來才知道，當時幾乎整個中國都被這個樸實的故事感動了。
我想，這下，那些用空洞重複的套話來敍述自己父、母親的歌手，該知道我為什麼不讓他們及格了。
此刻，我在呼倫貝爾草原又想起了祖國西南地區的那個村莊。兩個地方隔得很遠，但它們的歌聲卻能互相聽到，因為它們屬於同一種美學範疇。其實，這也是人類學範疇。
從眼前的十歲左右的小孩子，到中央電視臺比賽現場的那位二十歲左右的女青年，到她的母親和鄉親，再到在評委席裡擦淚的著名音樂家們，這一連串面容，在我腦海中連成了一條線。這條線，就叫“人類深層藝術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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